十、兴办地方公益

　　张謇在实业大振的基础上，对地方上的各项文化设施与公共福利事业，无不热心办理。工厂可以盈利，垦牧可以收益：文化福利事业，只有花钱，没有进帐。别说视钱如命的绅董财主不肯拔一毛，就是为民父母的地方政府也不肯轻易投资。一般的开明人士，若无远大之眼光，坦荡之胸怀，高尚之品格，也不愿主动去办。张窖却着眼于社会文明，超然于庸人之上，热心于地方公益。他曾抒发感叹：“嗟夫，实业教育：穷苦事也！公园则逸而乐：偿劳以逸、偿苦以乐者，人之情。得逸以劳、得乐偿苦，人之理。以少少人之劳苦，成多多人之逸乐，不私而公者人之天。因多多人之逸乐，奋多多人之劳苦，以成无量数人之逸且乐，进小公而大公者天之人。”他以辩证的观点，分析了劳与逸、苦与乐的关系，提出兴办这些事业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他自己愿以少少人之劳为多多人之乐而不辞辛劳的处世之态，他为办养老院，讲得更通俗明确：

　　养老：慈善事也。迷信者谓积阴功，沽名者谓博虚誉，鄙人却无此意，不过自己安乐，便想人家困苦。虽个人力量有限，不能普济，然救得一人，总觉心安一点。
　　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故踊跃以从公者。做一分便是一分，做一寸便是一寸，鄙人之办事亦本此意。

　　张謇办这些事业，其宗旨不是为乐而乐，为用而用，而是为了便它们能成为启迪人们智慧、成为普及教育的工具。例如，他办更俗剧场，为的是改革戏剧、改革社会陋习：他办博物苑，为的是向人们普及自然科学知识；他力主将气象台办在军山顶上：让人抬头就可以看到，“亦可提高重视天气预报的观念”。由此可见，他想的如何周密深远！
　　张謇搞的地方事业，有不少是全国没有先例的首次创建，其艰难程度，可以想见。特别是文化娱乐机构，不象工厂将来有红利可分，而是要白白贴钱的，很可能连老本也捞不回来，要撬开那些老爷爷太太们的钱袋谈何容易！但在困难面前，凡是认定的目标，他无不坚定地走到底。以更俗剧场为例：夏日动工，重阳落成，何其速也！这不正是他坚毅精神的象征。如他所说：“下走以为天下无不可成之事，事之艰难颠沛，对于个人，乃为磨练；对于事实，则为促进。若因艰难颠沛而不为，成于何望？”拿筹款来说。经费不足，自己掏腰包，腰包掏不出了，七十老翁竟于大热天挥笔写字卖钱集资！
　　张謇办这些事业，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由简而繁，由陋而善，由小而大，由少而多，逐步发展。用他自己的话说：“唯事贵有恒，非一蹴可就。得寸积尺，各本固有之地位以谋发展之机会，必能有济。若图震人之大，自馁其小而不为：恐天下将无可为之事。”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如气象台就是由测候所发展而来，图书馆由七八万册书发展成几十万册。剧场更为明显，1907年，仅建了一个名为"韵春茶园"的旧式戏馆。1917年，于南公园用木板与牛毛毡钉了简易的小型剧场，1919年才建成全国第一流的更俗剧场。这条由小至大、由低级到高级的建设之道，就是南通各项实业与地方事业所以能够顺利前进的成功之路，也为后代开拓了经验之途。
　　张謇办的公共福利事业是多方面的，成龙配套的。从生（育婴堂）、教（学校）、作（工厂、垦牧）、息（公园、剧场），乃至走路（筑路）、饮水（疏通城河），而至病（医院）、老（养老院）、死（公墓）等无一不备。不仅为当代，也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系统化的福利建筑群。

博物院

　　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3年）春夏之间，张謇曾东游日本。当他参观东京帝国博物馆时，涌趄了一个新的意念：自办博物苑，为教学和农业研究服务。归国后因主要精力忙干创建师范，此项事业尚未顾及。但师范建成后，便于校河之西，“徒荒家千，并居民三十许”，开辟了一个植物园，供师范学生作为实验园地。后来，教学的范围不断扩大，为使学生“睹器俪识其名，考文而知其物”，有亲眼目睹和动手实验的场所，乃于1905年，将这块占地近四十亩的植物园，发展为博物院。关系上仍附属于师范学校，聘请曾留学日本井于师范就读过的孙锁为主任，开始动工兴建馆舍。
　　先建中馆，砌平房三间，上辟十四平方米的平台，以安放观测仪。中馆为测候所，从宣统元年开始，逐日进行天气预报。其南馆即博物馆，陈列的文物分为天产、历史、美术、教育四个部分。其中珍贵文物有唐代宫廷乐器“忽雷”，形似三弦，演奏时声如雷响。还有袁世凯称帝时中华帝国的国旗、美国总统林肯床上的木片，沈寿绣的那稣像等。北馆为化石馆，建的稍迟，曾陈列吕四出土的鲸鱼骨和其他动物的骨骼标本与化石。其他还有假山、水池、花房、草坪、斋亭等等。民国后，师范学校划归省管，博物苑便独立。苑内拥有数名金石、考古、矿物、书画方面的专家，他们勤于职守，有着很强的事业心，广泛地征集与鉴别各种物品。至1933年时，苑品已达3605号。兴盛时，动物园中有老虎珍禽，植物园中有琼花丹桂，陈列品中有可动的轮船火车等机械模型，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如张謇所希望的那样，成了普及科学知识和陶冶人们情操的教育机构。

图书馆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张謇就致书张之洞，认为“夫近今东西各邦，其所以为政治学术参考之大部分以补助学校者，为图书馆，为博物苑”。后来他搞立宪运动时，又上书清廷学部，请建图书馆，认为这是“预备立宪自治章程第一款必办之事”。在确定建馆之时，张謇又考虑"图书馆所宜地必须爽垲"，选东岳庙（亦名齐天庙）为馆址，“因昔江妃时遗墩为址，址高于地六、七尺”，所以于辛亥时“改帅庙为医校，岳庙为图书馆”，其创办经费，“先后凡用二万六千二百四十三元，岁用银二千四百元或强，皆謇任之。出自张謇者十之六：贻之诸友好者十之四，图书由捐赠和采购而来，由少到多，逐步发展。至1924年，馆中藏有"中国书十五万卷有奇，西文书六百余部，日文书三百余部"。书之来源“啬翁捐赠者占十之六七，退翁十之一二，现又陆续添购，并得各界人士乐捐”。藏本中木刻版占十三万卷以上，此外还订了京沪等地的日报与各种杂志。
　　图书馆内设阅览室、阅报室及曝书楼各一所，图书借阅处有五名工作人员，阅览的制度极为严格：长期阅览者，一年收费二元，短期取阅者，日取铜元二枚。学生阅书，要持学校介绍信，否则一概加以拒绝。开馆的时间为上午九时到下午二时，中午休息，星期二停阅，寒假停阅十天，三伏大晒书时也闭馆。
　　这座“知识宝库”虽然在管理等方面还不够成熟，但对地方上的智力开发却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更俗剧场

　　1919年初，张謇着手于桃坞路西端兴建剧场。先组织董事会筹集资金，继尔进行图纸设计，并请欧阳予情参加审定。当年夏天动工，日夜不停地作业，至重阳节便全部落成。这座外圆里方的新型建筑，为全国第一座地方剧场，设备在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场面分上下两层，楼下最前为特别厅，藤面翻椅；楼上第一排为月楼，第二、三排为特别厢，也都是藤面椅。全场共有座位约一千二百个，均视线畅达，音响良好。舞台前后开阔，空气流通。台上垂大幕三道，下面是定制的地毯，上面有天桥三道，可装置活动布景。
　　张謇为了改造社会的腐朽之气，以达除旧布新、移风易俗之自的，特为剧场取名“更俗”二字。落成典礼时，他不准搞“破台”，采用升旗剪彩的新方式。过去的戏园子“笑语喧哗，声震屋瓦，涕唾狼藉不酒亦醉”。更俗剧场却一反陋规，由张謇和欧阳先生亲自拟定了十二条场规，诸如凭票入场，对号入座，不另加座：不带小孩：不高声怪叫，不吹口哨：不戴帽子，不随便走动等等。还特别不许嗑瓜于，如有带入场的，由门警婉劝留下，出场时再交还。后来设儿童两名；身穿红背心，上绣“敬诸诸君勿吃瓜子”八个白字，时常在人行道上走动，使人注目。如果有人吃瓜子，他们手持精美的小扫帚和小备箕，随时去打扫，叫人不好意思再吃。在后台，不许迟到早退，不许带人看戏，不许带酒上台，不许甩垫予、扒门帘，不许逗笑喧闹。还规定演员不“跳加官”、不“唱堂会”，不用红衣送客。门警穿呢制服，招待员穿深灰色有标志的长衫，不收小费，出海报时，主张演员用真名，不用艺名；各项制度一旦订立，不论职位高低，人人都得遵照执行，张謇每次看戏也都凭票入场，因而欧阳予情先生说：“剧场秩序之好，恐怕通中国没有第二家。”
　　“更俗”演出的戏剧，都尽力做到“感劝与慰藉参半”，寓针贬于谈笑之中，“旨在提倡艺术，劝励世俗”。经常上演的剧引除了《红搂》、《聊斋》等传统京剧而外，还有《血泪碑》、《情天恨海》等时装戏，有《南阳菊》、《快乐的儿童》等歌舞戏，有《拿破仑》、《社会阶级》等西装戏，也有反映反抗种族压迫的《黑奴吁天录》等话剧，1922年还放过几次电影。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梁启超、美国教育博士杜威均曾到此登台演讲。北京、上海各地的京剧名角如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搂、盖叫天等都相继而来，袁世凯的次子袁克定也来客串了几天昆剧。特别是在南通主持伶工学社的欧阳予情和聘请而来的梅兰芳同台演出，声誉大振。张謇为纪念这两位大师，也为促进南北两派京剧艺术的交流，特地将剧场门厅楼上的一间房子辟为“梅欧阁”，并仿翁同龢字体亲书这三个大字，还撰写了“南派北派汇通处，宛陵庐陵今古人”的对联。
　　此外，还成立了与剧场相关的《公园日刊》编辑社，由张孝若任社长：施北沧、徐敬成为编辑。《公园日刊》主要介绍戏剧知识和上演剧目，有时也登载一些饶有兴味的小品文。剧场还组织了“救火会”，欧阳先生也是会员，余皆是武行演员，共二十多人，穿黑呢制服，戴钢盔，着高统皮靴。会里备有水龙、救火车，一有火灾发生立即行动，有时台上正在演出也要抽人去救火，因此深受地方人士的欢迎。

公　园

　　张謇不仅热衷于抓工业、农业，对公园的建设也很重视。他曾说过：“公园者，人情之圃实业之华，而教育之圭表也。”认为它是一个地方文明程度的标志。由此，他于1917年在壕河西南，主持营建了东、西、南、北、中五座公园。各园之间，或堤或桥，透逸相通。它们既有山水花木亭檄的共性，又各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如有的恬静，适宜品茗长谈，有的喧闹，最宜儿童嘻戏；有的空旷，适合球类角逐；有的借池临水，便于游泳比赛；还有的种着奇花异草，供人们欣赏草木风光……张謇闲暇之时，或踏晨露，或迎晚照，或陪高朋挚友，亦来园中散步。有时还低吟着他自撰的《南逼公园歌》，以遣情怀：
　　南通胜哉江淮皋，公园秩秩城之壕，自北自东自南自西中央包。北何有？球场枪垛可以豪；东何有？女子小儿可以婚且邀；南可棋饮，西可池泳，舟可漕。楼台亭树中央高，林朋水色上下交。鱼游兮徙徙，鸟鸣兮调调，我父我兄与我子弟于此之逸，于此其犹思而劳，南通胜者超乎超！

军山气象台

　　1905年建立博物苑时，其中馆为测候所。1913年私立南通甲种农校成立，在校园里建立了小型测候台，将博物苑中的仪器移设其中，同时规划于军山建立气象台。1914年10月，张謇见有些人对将气象台设在军山有犹豫，就反复说服动员。他摆出许多道理，使人不得不信服，他说：“气象台宜设军山上，不仅有关风景，且于天气预报有益。因军山南临长江，与江南的福山对峙，形势绝佳。江中往来船舶，遥望军山有台，当注意天气预报。必要时，山上可悬挂预报标号。在通城及东乡民众，远望军山有台，亦可提高重视天气预报的观念。所以台设在军山上，可以隙远听远，对天气预报是有裨益的。能加强天气预报，也于农业有裨。”不久，他又将上海徐家汇气象台马副台长请来，从气象的角度进行解释，使大家的思想得以统一，于1914年12月终于开工筑台，历时近两年，花费7600多元建成。接着又花700多元，重建上山道路，井同时派出技术人员去外地学习，于1917年：月：日正式开始工作。测报的内容有天气、潮汐、虫情、天象、地震等项，直接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服务。台内工作人员不负张謇之望，勤俭创业，自已动手制造了不少观测仪器，解决工作之需，有的还送展览会展出并多次获奖。他们重视资料积累，以初期十年而言，刊印气象季报三十六册，年报九册，年报辑要丸集。在实际工作中培养锻炼了一批科技人员，初创入刘渭清后来成为中央航行学校气象台研究员。

公共体育场

　　1919年，由张謇发起在段家坝附近的浦子港口建立公共体育场，并以行书亲题门额“公共体育场”五个大字。全场设表门一座、大门三座。南有房屋三间，供办公、储藏及运动员休息、更衣之用。东西两边各有一方亭，围以短墙，供群众参观休息，场内设有跑道、沙坑和其他简单器械，工作人员有场长一人、指导员二人。同年10月举行中等以上学校运动会，热烈状况为前所未有，省督军也派员前来观光。这次田径项目不多，主要是团体操表演，其中兵式操较出色，给人印象根深。每有活动，张謇都亲临观看并予以鼓励。1920年前后，中国、日本、菲律宾等国，联合举办远东运动会，轮流在有关国家召开；每隔两年举行一次。张謇这位状元公出身的长者，竟被推为运动会会长，对远东各国体育运动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
　　因通师教学中对体育活动一向重视，一度遵张謇指示还推行过“兵式操”。学生的运动成绩较好，以徐维贤而论，1922年曾去日本比赛，获得男子跳高第三名，声振全国。以后，在城甫狼山路西边的白塘庙附近，又新辟了一座体育场，场地较段家坝为大，也开过几次运动会，对推动南通体育活动的开展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后来固日寇侵凌，日机误为此空旷之地是飞机场滥肆轰炸而只好废弃。
　　此外，园长江北岸经常倒坍，为保护沿江居民生息，张謇还发起保坍会，治理江滩，博得了“视天下之饥犹己饥，视天下之溺犹己溺”的赞誉。为了进一步改造环境，造福乡里，张謇倡导修筑了甫通至狼山的公路，便于人们上山进香和游览。据了解，这种乡村公路，在全国也属首创。他还主持疏通了环城壕河，并修缮、新建了一些桥梁、水闸，两岸又栽树植柳，使臭污之水变为绿波漾漾、杨柳依依，使这座江滨古城，更加秀丽而又宁静。
　　在张謇的影响和带动下，其他地方士绅也以兴办地方公益事业为荣。张謇就于城北购地160余亩建立了义莹（公墓）。四周环水，内划方圆，中有俑道。有树木、殡室，有管理人员，入葬者还有册籍可查。
　　张謇搞这些地方公益，无不劳碌精神、倾其所力。而且一事甫毕，立见成效，于国计民生大有禅益，比空喊的口号更为实际。因此他的信念是坚定的，晚年也常捋着稀疏的胡须感到自慰。